回望祖先事迹
——后裔眼中的薛佛记
文图·莫美颜
为了给历史补遗,薛志强和太太连惠敏契而不舍地搜寻有关薛佛记的资料。
去年出席陈笃生后裔第五次家族聚会后,薛志强和太太决定到天福宫走一趟。天福宫是继恒山亭后19世纪本地福建帮的领导机构。当年兴建天福宫时除了陈笃生,许多成功的华侨都出钱支持。薛志强和太太在刻满捐献者名字的碑文上努力寻找。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在陈笃生名字旁找到了薛佛记的名字和他的捐款数额。碑文记载陈笃生捐金3074.76元,薛佛记捐2400元,捐款数额仅次于陈笃生,是碑文上两笔最大的捐款。碑文的详实记录,让他们亲眼证实薛佛记当年对本地华社的贡献。
薛佛记(1793-1847)祖籍福建漳州东山人,生死都在马六甲。他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1828年创建恒山亭,带头领导当时还在形成的华族社会,后捐钱兴建天福宫。晚年回到马六甲,荣任青云亭亭主,一生致力于华人福利事业,是新加坡开埠初期华族社会的开拓功臣。
早期华商精英,交往密切,甚至联姻。薛佛记和陈笃生都是从马六甲南来的华社领袖,两家有交往并不稀奇。薛佛记的第五代孙薛允池娶陈笃生曾孙女陈莲娘为妻,两家结为姻亲。薛允池与陈莲娘的子孙后代便成了陈笃生的后裔。薛志强是薛允池与陈莲娘的曾孙,因此有机会出席陈笃生后裔的家族聚会。那次聚会间接提供了薛家后人寻找祖先资料的线索。
“薛佛记后人应该继续发扬祖辈的慈善精神。当务之急,是要让人们多了解薛佛记的贡献。在这意义上,后裔可以团结族人,组织一连串活动,恢复人们对薛佛记的记 ,提高薛佛记形象。我研究薛佛记多年,十分敬重薛佛记,愿意贡献绵力,共襄盛举!”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
努力发掘祖先历史
现年45岁的薛志强是薛佛记的第七代孙。1972年出生于马六甲,现为新加坡公民。1991年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升学,目前是本地一家外资银行的高级副总裁。自小在马六甲薛氏祖屋长大的薛志强,对薛佛记在马六甲的事迹了解得比较多,但对祖先在新加坡的贡献认识得就非常有限。
薛志强有一弟一妹,两人都在马六甲出生成长,对薛佛记在本地的事迹了解得也很少。弟弟薛志雄,现年42岁,他在本地念完初级学院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医科,目前在国大医院服务,是神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他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潞龄医学院(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担任副教授,并从事医学研究工作。薛志雄多次获奖,2008年和2014年获颁教学优异奖,2014年获得全国医学研究理事会(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颁发的高级临床医生科学家奖。薛志强和薛志雄的妹妹薛爱萍,在马来西亚高中毕业后,也到国大深造。现年41岁的她是一家资讯公司的项目经理,已婚,育有两名儿子。三兄妹的父亲薛贵明,现年74岁,是一名退休公务员,长住马六甲。他对薛佛记在本地华社的作为知道得也不多。
薛家三兄妹的叔叔薛贵龙(69岁),即薛佛记的第六代孙,1980年便到新加坡来,女儿恩聆,儿子志伟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公民。薛贵龙早年留学英国,是一名特许会计师,在本地经营会计公司多年。他也说,对薛佛记的事绩,他知道的也多局限在马六甲。
其实有关薛佛记的史料相当欠缺。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在《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一文中有说:“19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中,薛佛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可是却不为一般学者所注意。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仅仅著录Si Hoo Keh名字,而把他完全忽略了。杨进发的《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一文,也未提及薛佛记。1972年元旦,陈育崧在《南洋商报》发表一篇《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正式肯定了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从此薛佛记的事迹,才再重显出来。”
连惠敏发现,有关薛佛记的英文资料更少,他的生平事迹也不在土生文化馆(The Peranakan Museum)展览之列。
虽几乎名不见经传,过去中峇鲁却有一条以薛佛记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可惜该街道发展为中峇鲁巴刹后,薛佛记路便从此成为历史,不过以薛佛记后人为名的永发街(Eng Watt street)及茂源台(Moh Guan Terrace)则保留着,与十几条以19世纪华社名人命名的街道一样,构成中峇鲁一道独特的风景。
薛佛记有6子11女。次子薛荣樾,是最早前往中国厦门经商的海峡侨生之一,“Eng Watt street”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四子薛茂源,曾负责重修恒山亭的重任,茂源台就是以他的名字所命名。
英文资料有限,就尝试从华文资料着手寻找吧!有华文阅读能力的连惠敏便以薛佛记的中文名在网上翻查这位祖先的资料,果然大有斩获。“中文网站上有不少薛佛记的介绍文字,单单柯木林先生就写了好几篇。”连惠敏说:“我们如获至宝,还跟柯先生取得联系,多亏柯先生的叙述和星散网上的资料,我们才得以拼凑出薛佛记在新加坡的一段历史,他的形象也清晰多了。”
薛佛记的后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仍继续发掘,并希望有一天薛佛记的资料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连惠敏说:“因为没有完善的记录,许多人都不知道薛佛记是谁,也不知道他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我们应该为他正名,把薛佛记的事迹记录在史册中,让更多新加坡人认识他,特别是年轻一代。”
为了填补历史空白,为了寻找自己的根源,薛家后人希望在柯木林的协助下,到薛佛记的祖籍地寻根问祖。他们计划年中或年底能成行。
马六甲祖屋的共同记忆
根据资料《东山薛氏家谱》的记载,薛家从第15代薛明绰开始就已定居马六甲。若以远祖薛一平为第一代,传到薛佛记已是第17代。换言之,到薛佛记时,薛家在马六甲至少已居住了三代,而薛佛记是在马六甲出生辞世的,可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峇峇。
马六甲历史街区红屋附近有一条荷兰街,原名为Hereen Street,意思是绅士街。18世纪荷兰殖民时代开始开辟,建筑物是又长又窄的荷兰式排屋,华人迁入后,融入了中国建筑风格,英殖民时代又添加了维多利亚式风情。荷兰街是马六甲峇峇的发源地,是峇峇文化的据点,是一条别具峇峇文化色彩的老街。当年薛佛记也曾在荷兰街置业居住,是荷兰街的街坊,63号是薛家的祖屋,77号是薛佛记自居的房子。
薛贵龙说,他自小就与哥哥薛贵明一家20多人同住63号屋檐下。那是一间三进式老房子,呈窄长形,面积约有四间本地旧式店屋的大小,大门门楣上挂一个上书“薛氏宗祠”的匾额,入屋后有一个屏风,入内是一个会客厅,两侧靠墙处摆放着椅子和茶几,墙上挂着中国古诗词和书画,再往内进,跨过门槛,左边是一道通向二楼的楼梯,二楼是卧室所在。楼梯的另一边墙上挂着薛佛记身穿白袍的巨幅肖像,家人下楼时,抬头便会看到薛佛记的画像。不曾与远祖薛佛记谋面的后人,因此便能天天与这名祖先“见面”,祖先的容貌就此深深刻印在薛贵龙的脑海中。
过了楼梯是天井,那是薛家小孩打羽毛球和游戏的地方。过了天井再入内就是供奉祖先的内厅了。厅内侧摆放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一侧墙上挂着薛佛记清朝官服的肖像,另一面墙上则挂着薛佛记母亲的肖像。此外祖先神位前置放一张大供桌和一张小供桌,让人敬畏。
薛贵龙说,在祖屋居住的日子,逢年过节、祖先的忌日或是农历的每个初一和十五,一家大小都要到内厅来祭祖,而且不得儿戏。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就这样代代相传,根植薛贵龙心中。如今薛贵龙已皈依基督教,但每逢清明节他仍要一家人回马六甲祭祖,每年的农历新年也一样。他说:“这是不能丢弃的传统,也是强制性的家庭聚会,我希望这样的传统得以延续。”
根据薛贵龙的描述,祖屋的布局和摆设是19世纪南洋华人豪宅的典型,是早年富裕华侨生活的一个小缩影。
此外,祖屋还张挂绘述薛家从中国南来经过和在马六甲发展的画幅,是薛家子孙了解老祖宗事迹的重要根据。也许因为这样薛家后人对薛佛记在马六甲社会的贡献都有一定的认识。
说到马六甲祖屋,不但挑起薛贵龙许多尘封的记忆,薛家三兄妹也有说不完的话题,只因马六甲祖屋有着薛家后人许多共同回忆,而令薛家三兄妹最难忘的是农历新年前的大扫除。
虽是大户人家的后裔,战后薛家的帮佣已大幅减少,大扫除的部分工作就落在家中小辈身上。年前他们得把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为红色方块土砖重新刷上白灰线条,用筷子和布擦拭屏风上雕刻凹槽的尘埃。这项大扫除往往要花上好几个星期来完成,以便老房子再现新气象,好接待前来拜年的亲友。
薛志雄和薛志强手头上都有祖屋的照片。对比恒山亭的录像带,两人都说,老家的地砖和建筑格式与恒山亭如出一辙,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无形拉近了他们与祖先薛佛记的距离。薛志雄说,这一发现让他们感觉格外兴奋。
可惜马六甲的祖屋已经拆除,而恒山亭也不幸在1992年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薛家后人的陈年记忆。
以祖先对社会的贡献为荣耀
受访的薛家后人都以薛佛记的一生事业为荣。
薛志雄说,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新加坡开埠后南来发展。取之社会,用诸社会,薛佛记在新加坡发迹后,创办了恒山亭,团结漳泉侨民,帮他们解决问题,并让逝世者得以善终。兴建天福宫时他也慷慨捐献,回到马六甲后,又担任青云亭的亭主,继续为侨民谋福利。
他说:“薛佛记服务社会的精神,让我联想到从前美国的西部牛仔。”他们是18到19世纪美国西部的开拓者。他们充满热情不畏困难,富有冒险和吃苦耐劳精神,是开发美国西部的先锋。
连惠敏则说:“陈笃生创办医院,薛佛记创建恒山亭,前者照顾穷苦大众的医疗保健问题,后者关注弱势侨民的生活与身后事,这在殖民地时代,特别是开埠初期,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福利工作。薛佛记和陈笃生一样都为早期的新加坡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不仅薛家后人要追念薛佛记,国人也应该把这位先贤的精神继承下去,薛志强说:“明年新加坡庆祝开埠200周年纪念,是填补薛佛记历史的时候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