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与失败的象征——昭南神社

侵略与失败的象征

——昭南神社

文·黄兰诗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马来战役，次年2月15日英军投降，日军在新加坡岛上升起日章旗，与此同时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昭南”在日语中有南方之光的意思，而对于新加坡的民众来说，日据时期却是一段异常黑暗苦难的日子。

神社“后殿”(图片来源：《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

获胜的日军为了感谢“神明”的保佑，决定在本地建“昭南神社”来供奉日本的“神明”。所谓“神社”是日本人崇奉与祭祀神道教中各神灵之处。二战结束时，日本人在海外建立的神社达1640座，“昭南神社”便是其中之一。

1942年2月日军参拜照南神社。(图片来源：《戦前シンガポールの日本人社会 : 写真と記録》シンガポール日本人会, 2004年)

供奉天照大神的“本殿”(正殿)(图片来源：《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10月)

其实，在建造“昭南神社”之前，本地已经有一座日本神社，并且名称也很接近，曰“照南神社”。此神社坐落于新加坡埠北部五哩半处的树胶园中，俗称“大神宫”，1922年2月由在本地经营橡胶园的日本人大平源四在自家园内所建，是本地日本侨民逢年过节参拜的“圣地”。太平洋战争前神社由永福虎主持，日军入侵新加坡期间，神社及其供奉的“御神体”(即象征神灵之物)、“御写真”(当时天皇的照片)在炮火下得以侥幸残存下来，曾被日军暂时保管至昭南警备司令部三楼。

虽然已经有现成的神社，日军士兵也前往参拜，但军方仍希望建造更有“神威”的神社。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昭南日报》上宣布，将兴建“昭南神社”以祭祀“天照大神”，作为“大日本帝国之光荣纪念”。“天照大神”是日本古代神话中的神灵，太阳的化身，被奉为天皇的始祖，也是日本原始宗教神道的最高神。显然，日军将胜利归功于日本的最高神灵，并且选择其充当“昭南岛”的守护神。

祭祀“天照大神”在日本古代就已经盛行。现三重县历史悠久的“伊势神宫”便是供奉祭祀“天照大神”的总社。如前所述，天照大神为皇室氏神，故该神社历史上与皇室、朝廷的权威紧密联系。明治维新后，随着对天皇的神化和军国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万世一系”、“八一宇”等宣传甚嚣尘上，伊势神宫香火兴旺，“神明”成为军国主义者利用的宣传工具。

日军是以“解放者”自居占领马来的，“太阳旗”覆盖下的马来，“自然”已经沐浴在“太阳”的“荣光”之下，供奉天照大神，并且将神社冠名为“昭南神社”，其寓意与将新加坡改为“昭南岛”高度一致。

既然供奉的是“天照大神”，军方一开始就对神社定位极高。当时东南亚各地已经建有一些日本神社，还有一些待建，军方则将昭南神社定位为整个南方“共荣圈”的中心神社。经过精挑细选，日军看中了新加坡岛中南部麦里芝蓄水池一带。此地山环水绕，景色秀丽，日军认为地形与伊势神宫所在地十分相似，决定于蓄水池北岸的155高地建造神社，并且以神社为中心，划定土地面积十万坪(1坪合3.3057平方米)为“内苑”，将水池南岸的高尔夫球场、赛马场一带150万坪划定为“外苑”，用于各种设施的建设。

战俘在神桥边劳动 (图片来源：《写真周报》日本情报局编辑出版，第235号，1942年)

1942年3月初准备工作开始。据《昭南日报》3月8日报道，日军衡山部队长率领其部下将兵及俘虏一万人进入现场施工。同月30日神社正式动工，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司令官亲自主持奠基仪式。工程分两期，第一期是建神桥、“鸟居”(类似牌坊)，为神殿打基础、建构架。第二期是完成所有工程，包括神殿、外苑、参道的建设。为了在短期内完成这一“宏大”工程，军方倾注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在劳力方面，日军除了动用自己的工程兵外，还使用了大量战俘与本地工匠。按照日方统计，神社至竣工所用的劳力按日计算达35万人次，其中日军18,681人次，战俘330,633人次，本地工匠等700人次。工程规模之浩大由此可见一斑。

在物力方面，军方也是不遗余力。使用的木材达4,500吨，石材350立方米，水泥13,100袋。为了符合神社的定位，日军对建材用料甚为讲究。例如，木材选自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森林中的“龙脑树”。这种树高可达五、六十米，直径有一、两米，是高大建筑的最佳选材。此外，日军还特地从日本运来日式建筑常用的桧树木材，从日本和歌山县高野山、日据台湾阿里山运来桧树皮铺盖神殿屋顶——这是日本神社建筑的特征之一。由蓄水池岸边通往高地的石级，石料则选自乌敏岛(Pulau Ubin)。至工程竣工，共耗资约100万日元。如何估算这100万元的价值？当时在日本刚刚上任的小学教师月薪为五、六十日元，100日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0多万日元，由此就可以知道日方在神社上耗费的财力了。

在如此总动员下，神社建设速度很快，7月就完成了一期工程。同月30日，日军举行了神桥开通和神社上梁仪式，参加者有军司令官、参谋长、昭南特别市事业部长纲田德氏和军政长官及将兵等数百人。众人先到神桥头一字形排列,两位神官手执素蟠、青草树叶之类，行降神、神之仪，献上祝词等，然后由神官先导，挨次踏上神桥，过桥之后，沿着百级石阶，分三段而上，登上二百余尺高的山顶。山顶为平地，是神社主体建筑所在地，山顶北面为神社之殿，已具规模，石柱木栋已立，神殿角上竖有帜幡宝镜弓箭，殿上祭坛处则排列时果素食、宝镜贡盘等物，殿前左右两旁则竖有五色旗幡。

1942年末，二期工程完成。建成后的神社由开放式结构的“拜殿”、“中门”、“祝词舍”、供奉天照大神的“正殿”、“后殿”、三座高大的鸟居、约120米长的“神桥”、“战胜纪念馆”等组成。从参道远眺，青山高耸，苍松叠翠，池水环绕，红桥倒映，景致之优美不逊色于日本国内其他神社，与南方“共荣圈”中心神社的地位完全吻合。为了庆祝这一“伟大”工程的竣工，日本当局当年还专门发行了纪念邮票。

1943年2月15日落成典礼—“镇座祭” (图片来源：《写真周报》日本情报局编辑出版，第264号，1943年)

1943年2月15日，是日本占领新加坡一周年纪念日，即新加坡沦陷的第二年，日方进行了昭南神社落成典礼——“镇座祭”。根据当初计划，祭主应为南方军总司令官，可能是战局吃紧，总司令官无法脱身，实际负责祭祀的是“昭南特别市长”大达茂雄。当天市长身着平安时代官服，陆海军将领则组成仪仗队全副戎装出席。除了新闻记者外，本地各民族、各宗教团体也被要求派代表参加观礼。自此至战败，神社每年2月15日都例行大祭。除此之外，还有祈年祭(2月17日)、新尝祭(11月23日)日本两大传统祭祀活动，也在此举行。

在战争日益吃紧、财力和人力紧缺的状况下，日军耗费巨大物力人力建造神社，至少有两个目的。

其一，为在马来等地作战的日军及其侨民建立精神支柱。日军深受军国主义教育，能使他们远离故土参拜供奉“万世一系”之源的“天照大神”神社，无疑能进一步激励军心，鼓励士气。日军在南方占领地，不是这里建塔便是那里立碑，神社建得不少，但由于经费等问题，建的神社规模都很小，有的仅仅相当于“遥拜所”程度。新加坡是日军“南进”的最大军事基地，南下北上的日军都要经过此地，集中力量在此建成南方“共荣圈”的中心神社，自然最具代表性，影响重大。规模大地位高的“昭南神社”的建立，为日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依托。

根据日军的后续计划，神社周边还将建立公园、运动场及游泳池，增建野宴之地以及划舟之湖，供昭南市集会，或举办东亚运动大会。显然，日军的最终目的是以神社为核心，将这一带建成南方日本军民的精神家园。

其二，以神社为工具强化对本地人的精神统治。日军将新加坡改为“昭南”，意思是让“天照大神”照耀南方大地。然而，占领只是军事上的胜利，与此相比，征服人心更难，也更重要。日军虽然自称“解放者”，但无法真正赢得人心，为了取得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日军采取了很多措施。神社的建立可以说为达到以上目的找到了一个重要工具。比如，大规模组织本地人(包括各界名人)参拜，尤其是组织学生定期参拜，潜移默化之下要达到同化的目的不是没有可能的。在此，神社成为实现精神统治的最好媒介。

不过，虽然有“美好”的愿望，却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月25日，日军炸毁神社，摧毁建筑，将神社供奉的“御神体”(神道不铸神像，使用各种物件作为神灵依附的象征加以崇拜)镜子和神刀抛入了南海。日军亲自炸毁昭南神社，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英军是不会留下这个“败战”的标志，与其落在敌人手里受辱不如先下手为强，以武士道精神败者自毁。至此，这一侵略战争的产物也随着日军的战败而灰飞烟灭。

如前所述，日军侵占新加坡后曾经将其定位为“南进”的最大基地，当时日本的报纸则将昭南神社定位为“昭南市”的守护神。然而，这守护神不仅守护不了“昭南”，连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诚然，无论有何路“神明”守护，不义之战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

2002年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将昭南神社列为历史遗迹，周边则是户外休闲圣地麦里芝蓄水池公园。沧海桑田，时间的历史长河，已经带走很多东西，冲淡了太多的记忆。如今，只有通过当年遗留下来的石阶等，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史迹”的真实存在。但愿这些历史的见证——石级不要被野草覆盖掩埋，能够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直向后人诉说这段历史。更希望正义、和平之光普照世界，昭示、照耀未来。

(作者为国家博物馆华文义务导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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