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书业三杰
——陈岳书、周星衢、陈育崧其人其事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周星衢基金

新加坡的书店业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上海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分行先后在新加坡开业,揭开了本地华文书业进入新式华文书局发展阶段的帷幕。此后,随着读者对华文书籍的需求增加,本地出现了以华文书籍为主要业务的五大华文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和南洋书局。其中上海书局、世界书局和南洋书局是发源自本土的佼佼者,其创办人陈岳书、周星衢和陈育崧对文化振兴影响深远,俨然是“星洲书业三杰”。

五位主讲人合影,左起依次是杨善才、周曾锷、陈蒙志、陈仲熙、柯木林,以及主持人张曦娜

2017年11月9日晚,周星衢基金与新加坡作家节在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联合呈献座谈会“星洲书业三杰——陈岳书、周星衢、陈育崧其人其事”,特邀三位书业先贤后人陈蒙志、周曾锷、陈仲熙,以及与他们有深厚渊源的两位嘉宾柯木林和杨善才,共同追忆三位书业先贤的处世为人,以及他们为本地华文书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与在场近两百多位公众一起重温当年“逛书店”的美好回忆。

上海书局创办人陈岳书

陈蒙志是上海书局创办人之一陈岳书的儿子,他毕业于南洋大学第一届物理系,是资深的媒体工作者、书店业者。他为大家讲述了父亲陈岳书创办和发展上海书局的故事。陈岳书年轻时是上海“三友实业社”的职员。1924年,“三友实业社”在新加坡设立“中华商店”,陈岳书被委任为经理,往来新马各埠。当时海外的商务印书局和中华书局贩卖的书籍以文言文的线装书为主,南洋华人想要购买新文化杂志和书籍很困难,很多新马的朋友委托陈岳书在上海购买这类杂志和书籍。

后来,托购的数量越来越多,陈蒙志的舅舅王叔暘认为在新加坡开办一间贩卖新文化和杂志等读物的华文书店,很有意义也有市场。于是,1925年12月1日,陈岳书和王叔暘在水仙门中华商店的楼上,创办了“上海书局”。之所以取名为“上海书局”,是因为书籍的主要来源是上海,而且上海也是当年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对读者有很大的号召力。

二战前上海书局的业务,仅限于进口和贩卖华文图书、杂志和教科书。

二战后,上海书局才以书局的名字,正式涉足出版业务,而其中最令人称道地是开创了成功出版全套本地华校教科书的先例。

战前直至战后1947年,新、马、婆一带华校里销售的华文课本,最主要的是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的课本。抗战期间,许多中国的文人南来,他们对海外华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较全面的接触和认识。这批聚集在香港的作家和教育家有意编写全套由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以及初中及高中等年级,科目包括语文、算术、珠算、常识、自然、历史、地理、公民、尺牘、英语等,适合海外华文中、小学采用的教科书。这项计划规模庞大,需要大量资金,当时竟没有出版社愿意承担。上海书局大胆接受了出版这套教科书的任务,在香港设立现代版教科书编委会,1948年夏衍到香港为上海书局组织现代版教科书编委会,安排在香港和上海的名家任审阅和编辑。当年受聘为审阅的是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由宋云彬、孙起孟任正副主编,蒋仲仁、傅彬然、王健、秦似、廖冰等任编辑。这些都是当年中国教育界和文化界中的翘楚之选。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编写,第一批全套现代版小学教科书出版,这套书以华人在海外生活的背景为编写依据,出自名家手笔,不论内容和文笔,都是一时之选。发行后反应热烈,一纸风行,不但在新、马、婆地区畅销,香港、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区都纷纷采用。

世界书局创办人周星衢

世界书局、大众书局创办人周星衢之子周曾锷,目前是大众集团总裁。他在回忆自己的父亲时说:“父亲很年幼就在书店做学徒,16岁来到新加坡开始了书店的营生。父亲的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依靠勤奋努力,不断地提升自己,甚至自学了英文。正因为这样,父亲非常重视教育。”周曾锷的哥哥周曾钧博士毕业,周曾锷16岁即前往美国读书,学成后到香港协助父亲打点生意。

周曾锷说,从做生意的角度看,父亲周星衢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他比较中立,不受政治立场的影响,有时并不以赚钱为目的。从他生前做的很多事情可以看出,父亲对在东南亚推广华文的坚持。为了纪念父亲,周曾锷于2004年成立周星衢基金,继承父亲推广华文文化和教育的宗旨和理想。

15岁就加入世界书局,在周星衢身边工作达25年的杨善才对周星衢最为熟悉。在杨善才的眼里,周星衢任人唯贤,为人随和,宅心仁厚,深受员工的尊重。而在经营出版事业上,他可谓眼光独到,魄力十足。

在1948年、1957年和1958年,当时的政府分别有三次禁书措施,周星衢早就预见了马来亚华文图书即将面临困境,他于1949年在香港成立了世界出版社,开始立足香港,为东南亚市场出版图书。二战后,尤其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突然兴旺的图书出版业,造就了不少人才,印量最多,销售最大的是销售网络庞大的东南亚。

在香港设立出版社,编辑室,印刷厂等,惠及很多东南亚华人,也直接繁荣了香港的出版业。周星衢也从未停止在东南亚推广中华文化的努力。当时,世界书局出了很多并不畅销的书,比如出版《清史稿》、《鲁迅全集》、《马华新文学大系》等。

此外,周星衢还培养了书店人才,持续文化传承。世界书局的员工离开之后,不少人开办了自己的小书店,继续文化传承。杨善才说,回首过往直至1980年代,有世界书局员工开办的书店有18间之多,中小学贩卖部小书店有10间,出版社共有10间,印刷所1间,多数都经营华文图书。这些把青春岁月投注在世界书局的员工,他们从世界书局汲取了热忱,随后他们在岛国各处开枝散叶,增进了岛国的文化厚度。杨善才本身也在离开书局后的这30多年,一直在百盛楼经营他的新华书店。

南洋书局创办人陈育崧

南洋书局创办人陈育崧的儿子陈仲熙受英文教育,虽然不谙华文,但他仍对华人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厚的兴趣。毕业于法律系的他,并没有选择做律师,而是在投资行业发展,将自己的业务时间都用来发展自己的历史爱好。他为大家讲述了陈育崧先生创办南洋书局的初衷,以及林文庆和陈嘉庚两位先贤如何对父亲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陈仲熙说,父亲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在槟城受教育时打下了良好的中英文基础。后考入厦门大学就读,当时的校长是林文庆。厦大毕业后他到新加坡任职于陈嘉庚的公司。林文庆和陈嘉庚对父亲的影响很大,他一直怀有弘扬南洋文化的抱负。1935年,父亲与友人合创南洋书局,编印课本,出版南洋研究丛书等。

作为陈育崧的得意门生,柯木林谈起自己的这位老师充满感念之情。当年就读于南洋大学历史系的柯木林因找不到合适的毕业论文题目而冒昧求教当时已在华人研究领域颇有声望的陈育崧,没想到陈育崧热心指教,建议柯木林做侨批相关的课题。在他的帮助下,柯木林完成了论文写作,获得优秀论文的荣誉,也由此开启了他学术研究的生涯。

在陈育崧的鼓励下,柯木林与几位同道好友,勘察了新加坡有代表性的华族古迹,撰述《石叻古迹》一书,陈育崧为该书写了序文并封面题字。多年来,柯木林一直将陈育崧作为榜样,利用业务时间深耕于华人研究领域,发表很多相关论文,还主编了多部学术著作,如《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华人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