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制衣业的繁华岁月

, ,

狮城制衣业的繁华岁月

文图·陈伟玉

永泰制衣厂女工们在车衣 (图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制衣业属于轻工业。新加坡制衣业起初是家庭工业，仅制造一些粗布衣裤供劳工阶级使用。战后新加坡人口增加，衣服的需求跟着增加，制衣业迅速发展起来。小型制衣厂以客家籍占多数。60 年代新加坡政府提倡工业化，于是到香港招商，鼓励制衣商到新加坡投资设厂，以解决劳工问题。接着，70年代台湾成衣商也到新加坡设厂。1960至1975年新加坡的制衣业是学习期，为香港和台湾公司承包生产。80、90 年代中期，制衣业面临劳工短缺的问题，一些制衣厂转到海外生产，以降低劳工成本，而有的则走入历史，停止生产。

客家籍人士经营小型制衣厂

战前新加坡制衣业属于小型规模，采用家庭式经营，由全家男女老少一同参与，不分昼夜，埋头缝制，才能维持生活。当老板的，身兼数职，既是经理，也是裁缝师、推销员，以及打杂职务。他们以手工自裁自缝做成廉价劳工服装，如“水衫裤”，然后挑担去街市摆卖，由清早至夜晚，或者通过零售店售卖。1941 年以前，制衣只有量的增产，加上生产工具简陋，所以产品粗略，销售价格也低廉 (一条短裤仅卖6毛钱)。

战后至50年代初期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砂越、印尼的人民普遍缺乏衣着，各地商家至新加坡采购。因新加坡占自由港之利，各国布料涌入新加坡，制衣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每家制衣厂生产的产品皆不一样，有的生产衬衣，或者牛仔裤，或者内裤以及童装等。战后，经营小型规模的制衣厂以客家人占多数。据刘叔宽所述，1960年以前客家籍人士开设制衣厂的，分别有源丰 (1946)、联兴行 (1955)、祥兴 (1951)、丽都 (1955)、沈俊明号 (1947)、生记 (1958) 和明新 (1947) 等，共有95 家。［1］小型制衣厂位于大街小巷，主要分布在大坡 (现今牛车水 Chinatown)、小坡的马来街 (Malay Street)、芽笼 (Geylang)、麦波申 (MacPherson)和阿裕尼 (Aljunied)。小型工厂主要做非固打配额，销售本地市场及出口外销至中东和南太平洋一带。例如珍珠制衣厂于 1968 年成立，早期生产童装，后期生产女时装，外销至中东国家。［2］70年代制衣业著名的品牌有 CYC、红叶、金叶和三枪牌。1968年张长中创立三枪牌制衣厂，专制中、高级男士衬衫，一半供应本地市场，另一半出口外销至汶莱 (Brunei)、缅甸 (Myanmar)、斯里兰卡 (Sri Lanka) 及印度 (India)。［3］

港商进军新加坡制衣业

1960 年代吴庆瑞担任财政部长时，负责规划新加坡经济，推动工业化，于是到香港招商，会见制衣商，并鼓励他们到新加坡设厂。因为制衣业是劳工密集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工投入生产，正好可以解决新加坡劳工失业的问题。香港与台湾成衣业起步较早，走在新加坡的前端，60年代初期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实施配额制度限制成衣进口，导致香港及台湾成衣业深受影响。为了降低成本，香港成衣业商家便到新加坡设厂，创立大型制衣厂，采用机械化，专做固打配额，外销至欧美地区。他们把生产技术与技工也带到新加坡，新加坡因而成为香港制衣业的代工。60年代，香港制衣商到新加坡设厂的有永泰 (Wing Tai)、长江、豪华、大马和星洲。港商注重灵活性，强调技术，生产衣服款式从简单到复杂皆有。

永泰制衣公司的创办人是郑翼雄，于 1955 年成立。初期生产牛仔裤、衬衣、汗衫等衣服，主要出口到英国，后来做成衣批发与零售业。1963年8月9日，设立新加坡永泰制衣公司，开设 Stock-Mart 连锁店。制衣厂员工起初有二三百人，后来增加至2000人。其公司制衣设备由黄日昌的聚昌公司供应。黄日昌是新加坡制衣设备著名的代理商。［4］1974 年起，郑翼雄次子维强到新加坡接手管理公司，业务迅速发展。1982年郑维强担任新加坡纺织暨制衣厂商公会会长，推动公会业务的发展。

1949 年陈瑞球在香港创立长江制衣厂，主要生产衬衫供应当地市场，后来出口欧美市场。1961 年长江制衣厂注册为有限公司，相继在新加坡、法国、意大利、英国及美国开设分销办事处，形成海外分销网络。陈瑞球侄子永滔于 1978 年加入新加坡长江，管理分公司。

1963 年星洲制衣厂在新加坡成立，由何国才担任厂长，负责监督生产一切事宜。翌年，任东南亚制衣厂总厂长。1965 年转任远东制衣厂总经理兼总厂长。他任远东总厂长时，结识蓝天，两人合作接订单，以免互相竞争。1970 年创立国泰制衣厂，与豪华制衣厂一样，生产牛仔裤，销售至美国及欧洲。其工厂机器早期从香港进口，后来在本地购买日本制造的制衣设备。布料方面，则是从香港进口。其公司早期接外销订单，产量数千打不等，后来因经一次资金危机后重新调整其公司生产额，仅生产 500 至 1000 打的数量，并采用外包制。订单多时，就外包给数家小型工厂加工生产，与其合作过的小型工厂计有 13 至 15 家。其员工有 1000余人，主要是新马两地女工，而男工则从事画图裁剪。1980 年代又到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 (Pontian) 设分厂。80年代中期以后，新加坡制衣业面临种种挑战，如订货量减少、时尚潮流的变化、劳工薪资上涨等问题，使得制衣业走下坡，其公司亦面临同样的问题。90 年代初期，他开始逐渐减少生产，于 1995年7月正式歇业。［5］

1963年，时任财政部长吴庆瑞 (后排右四) 出席星洲制衣厂的开幕。何国才 (后排右二) 担任厂长 (何国才供图)

1965年何国才与蓝天、沈俊民、余达水等人发起组织新加坡制衣厂商公会，脱离华洋百货公会新衣部。翌年12月，新加坡制衣厂商公会正式成立，由蓝天担任会长。蓝天 (1926- 1982)，祖籍大埔县，早年就读华侨中学及圣约翰书院。毕业后协助其父顺清管理联兴钻石商行。1955年蓝天创立联兴制衣厂有限公司，生产士兵、军官等衣服，销售至本地与马来西亚等地市场。1960年代，又买下星洲制衣厂，创立天工织造厂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员工约有300人。蓝氏担任新加坡制衣厂商公会会长多年，在任期间，领导同业团结一致，提高品质及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其为人能言善道，社交广阔，活跃于华社，并担任各团体的领导，如新加坡棉业厂商公会会长、马来亚铁道局委员、中华总商会交际主任兼新厦募捐副主任、星洲钻商公会主席等。1982年1 月25日，他与世长辞。［6］

新加坡制衣厂公会会所

制衣厂商公会标志

何国才 (第二排左二) 及蓝天(第一排左三) 与外国商家聚餐 (何国才供图)

台商到新加坡设厂

台湾纺织业自1940年末期开始发展，1964 年至 1972 年纺织业的出口进入颠覆期。［7］70年初期台湾纺织业占总出口额30%，可见纺织业是台湾第二大工业。1970年代，台湾成衣商也到新加坡设厂，分别有台隆、东盟、永华、百星、马来西亚 (远东) 和振兴，以生产针织品为主。台湾成衣商重视制度化，由上层管理下层，服装的款式简单化为主，方便管理与生产。

台隆针织私人有限公司于1970 年成立。其公司副总经理钱桎根，曾任职大马纺织厂，所以对制衣生产很熟悉。厂长是曾炳二，擅于生产管理与策划，具有数十年实务经验。1973 年台隆在裕廊工业区建了一间工厂，大肆发展纺织业。1970 年代冯国华创立永华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在亚逸拉惹工业区设厂，主要生产聚脂纤维针织和尼龙针织成衣，出口外销至澳洲及美国市场。冯氏建厂初期标榜 “实事求是” 而建立了脚踏实地扩展业务的制度，业务蒸蒸日上，员工有数百人。

百星制衣厂私人有限公司的领导，即是李汉辉。其公司也是生产纤维针织和尼龙针织成衣，以出口外销为主。公司位于文庆路 (Boon Keng Rd.) 和麦波申两处，1973 年设立另一家分厂，即联兴纤维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员工有600余人。［8］

1972 年朱英彪在新加坡创立振兴制衣厂私人有限公司，后来改组成为骏辉集团。现今骏辉集团已经成为世界顶尖的纺织品生产商之一，生产供应遍及新马两地、越南及中国。

星纶的兴起

70年代初，新加坡许多家制衣厂开始尝试出口到欧美国家。由于缺乏外贸出口的经验，首先是为台湾和香港纺织业承包生产。60年代末期，由李国基主导的星纶制衣厂是个典型的例子。星纶原本生产星马 (Starhorse) 牌针织内裤供应给新马两地批发商，在70年代初，为一家台湾宝新纺织公司代加工后，出口针织童装给宝新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客户。1975年起，星纶已经有了欧美的直接客户与出口经验以后，就全面转为外销；［9］80年代，由于新加坡面临严重劳工短缺的问题，除了大力引进制衣新科技改进生产力外，同时也在劳工密集的国家设厂。1984年，星纶在孟加拉与当地人合作开设制衣厂，但由于合作伙伴诚信不足，三年后就拆伙。1994 年，星纶重新起步，成功独资在斯里兰卡设立制衣厂和绣花厂，之后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都设有工厂。［10］可见星纶由一家小公司，已蜕变成为一家出色的投资发展公司。

注释:

［1］刘叔宽，〈星洲邑人工商业概述〉，《新加坡茶阳会馆百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茶阳会馆，1965），页1-56。

［2］李采曾的访谈，2016年7月8日。

［3］梁德发，〈三枪牌制衣厂集团决再投资六百万元〉，《联合早报》，1988年7月22日，页 22。

［4］口述历史中心-黄日昌：002026/8。

［5］何国才的访谈，2016年12月5日。

［6］蓝宏赉的电话访问，2017年4月5日。

［7］温肇东，《纺古织今：台湾纺织成衣业的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16），页94。

［8］李肇基，〈针织工业的市场动态及展望〉，《南洋商报》，1974年11月23日，页13。

［9］李国基的访谈，2017年2月25日。

［10］郑明杉，〈星纶第二代李国基：夕阳只能形容管理层〉，《联合早报》，2015年7月11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