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盲与盲的可能——读方路闪小说三篇

闪小说接近诗。形制短，叙事俭省跳跃，喜借用意象，余韵如小泉眼。方路的闪小说主干干净，少见枝杈，若扫一眼，觉得瘦，那枝杈其实有新绿待发的。我想起前年在韩国檜村小径上散步，秋收后的傍晚，农家在庭院闲坐吃吃聊聊，递给我一颗蒸煮的玉蜀黍。路上吃。看地里枯枯瘦瘦的茎，到了我手里是乳白粘稠的香。读方路的闪小说，有吃檜村玉米的满足。

这里谈他的三篇。

《边境树》

一棵树，长在边境。

两个不同国度的家庭反对孩子坠入爱河。男女双方家长都对自己的亲生骨肉说，绝对不能越境相见，除非，这棵树消失在自己的眼前。

有一天早上，男孩子叫醒母亲，到庭院看，边境的这棵树消失了，只见白色的浓雾。同一天上午，女孩子叫父亲到阳台，对着这棵树，用修眉的利剪刀，刺盲了双眼。她告诉父亲，看不见这棵树了。

原载于《联合早报·文艺城》

闪小说难给读者以震慑的余波，《边境树》倒做到了。“边境树”是国界的标志。两个不同国度的家长以“树”为界，反对孩子坠入爱河。“除非，这棵树消失在自己的眼前”双方家长都这么说。这“边境树”象喻一种抗衡的意识形态。国与国、主义与主义甚至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家长”不睦，便筑墙为限，明文规定。相爱男女若“越境相见”便抵触父母的禁令，“不越境相见”则违反相爱的意志。

对于父母而言，宁否决子女相爱的真诚意愿，也要坚持“立场”。结果，子女以“坚决行动”告诉父母，树在“自己”眼前消失了—他们眼前本来没有树的。相爱大于抗衡，抗衡否决相爱，“边境树”营造出来的张力在二者所关涉的利益群体中衍生滋长，悲剧接踵而至。

相爱男女自残的行动显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它破坏了恋爱的完整；何况“边境树”所指涉的抗衡意识没有就此真的消失，它仍继续妨碍相爱的可能。“边境树”更多的是，凸显以树为界的盲点以及它所引发的悲剧。

全篇文字平静克制，交代了事，而读者悲上心头来，不得不思考自己对“边境树”的态度。

《火车站》

上了一列火车，我选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这样可以看见站在月台的姐姐。

姐姐面向火车厢探望，这时车头响出了预备启程的鸣笛。

我跟姐姐挥手道别，姐姐没有看到，只是对著移动的车厢保持平时的微笑。

车厢越移越快了，这时我很想跳下车。

姐姐来火车站送别，不知何时可以再见面。平时我帮姐姐带著盲人杖，到处溜达，我不在身边后，姐姐，还有人陪你吗？

原载于《联合早报·文艺城》

读《火车站》像看电影。“我”出远门，姐姐到火车站送行。三个极简快的人物动作交代了离别的心情。“我”选靠窗的位置坐下、姐姐面向车厢、鸣笛响了，“我”挥手向姐姐道别。马上，极常见的送别镜头有了不常见的起伏—“我”有了跳下的冲动。火车在移动，镜头在移动。下面的镜头定格，牢牢捕捉住观众的眼睛：

姐姐没有看到，只是对着移动的车厢保持平时的微笑。

读者从补叙知道姐姐是盲者。“我”每天陪姐姐到处蹓跶。往后谁陪姐姐呢？姐姐还蹓跶吗？在这样的亲情基础上，姐姐的送别、“我”的挥手、姐姐对着移动的车厢保持平时的微笑，都在“看不见”之中而读者历历看见了。文字简快，聚焦清晰。姐姐微笑的镜头温馨感人，火车虽逝去，真挚的情感却凝住不走了。

《盲女生》

一个盲女生，问我，可以带她到车站吗？

我说，要去哪里？

盲人协会。她答。

我陪你去。我说。

好吧，那你就持著盲人杖。她说。

为甚么？我问。

我猜你也一位盲者。她说后，得意地笑了。

原载于《联合早报·文艺城》

《盲女生》写另一种盲者。故事用对话来说。盲女生请“我”带路，到车站。“我”探问后，自愿带她到盲人协会。盲女生认定“我”也是盲者。“我”是盲者吗？盲女生先就觉得自己的猜想准没错而洋洋得意 。

正如盲女生出自好意把手杖让与“我”一样，“我”的自愿带路也一样出自好意。可盲女生却太习惯于“盲者”的思维而自以为是了—她竟忽略了“我”何以没有手持盲人杖。

不忍是慈悲的开始。这则小故事从“我”带出与盲女生的对答，怜悯与同情多于揶揄与嘲骂。《盲女生》给予读者的警戒是：因“盲”而形成的成见与固执；吾人是否避得了这个或那个“盲”的可能。

《边境树》不盲而盲；《火车站》盲而不盲；《盲女生》因盲而盲。心智盲可悲，心灵不盲可喜。三篇盲的故事道出不一样的结果，世事便如此，或诡谲或单纯，似单纯而复杂，皆由于不盲与盲的缘故。晨钟绕耳，自觉自持才是关键所在。

（作者为本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