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

 

明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在这时候举办“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校”，通过陈列已消失华校的文物和史实，邀请大家一起回顾那段历史，温故而知新，为迎战明天做好准备，是意义深长的。

1965年建国，那年新加坡人均收入仅美元516元；2013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美元6万4584元，增加了125倍，在世界名列前茅。新加坡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走进第一世界，从贫困落后走向繁荣昌盛，期间，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成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学校分成四种不同语文源流：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其中华文学校人数最多。当时，新加坡大部分的华族子女都进华校，接受华文教育，受华人价值观的熏陶。他们在那个物资匮乏的艰难岁月中勤勤恳恳、不畏艰辛，为“新加坡站立起来”发挥了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坚韧不拔精神，是建国队伍的中坚分子。

为了丰富“2014年华校校史展：消失的华校”展览会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大量口述历史的采集和研究工作，对超过半世纪前新加坡的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根据退休教师曾渊澄先生的研究，经过三年八个月苦难日子，新加坡天日重见，华校迎接曙光。为了接受战时失学、战后待进学校的华人子弟，战前开办的端蒙、养正、爱同、华中、中正等中小学纷纷复课；会馆、庙宇、社团等热心人士也出钱出力，广办学校。就连“快乐世界”的舞女，也兴办“快乐义校”，热心教育贫寒子弟。一时，城市乡村，华校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退休新闻工作者区如柏表示，牛车水是新加坡最早开发的市区，也是贫民区，1829年就有广东人开设私塾。日据时期，家长不愿孩子到学校学日文，宁愿送到私塾学习华文。她说，当时“牛车水几乎每条街都有私塾”。正式的学校，牛车水在1905年就有广东人创办的养正学堂，战后更是广帮社团学校的集中地，有数十所之多。

战后，华校涌现，无论市区或乡间，都能听到学生琅琅读书声。1950年，新加坡共有华校349所，华校生6万7856人，占学生总人数11万7286人的57.9%，比英校3万9508人的33.7%多很多。那是华校巅峰时期。

这些遍及全国每个角落的华校，尽量录取上门来的每个华人子弟。无论超龄多少，都准许入学。我们可以这么说，1965年为新加坡独立打拼的那一代建国英雄，是一支受过教育的劳动队伍。他们也许没有技术，甚至识字不多，但在学校教师的严格指导或在家里父母以身作则，耳濡目染下，具备了勤奋认真、肯负责任、敢于坚持、不轻言败、忠君爱国、孝顺父母、对人有情有义，对事有条有理的华族传统美德。他们在国家有难时，都二话不说，全力以赴。

 

 

华校兴盛时期

• 公众设立华校，不少是因陋就简

    然而，尽管是巅峰期，这些都由民办，是“公立”─由公众设立的华校，都是因陋就简。

何振玉曾主掌的公立励德学校，该校是1947年由材启村商人向村民发动募款兴办的。开始只筹到能建三间课室的钱，励德学校就办起来了，第一批学生60人。1950年，董事再次发动筹款，邀请陈赛凤戏班演出，筹到的钱，又建了五间课室。

这种“办学”情况，当时很普遍。新加坡的华校，就在一群有热情却没有教育专业知识人士的支持下，因陋就简地搭建起来。幸好教育的素质不一定跟设备的先进挂钩，有时候学校的条件越艰巨，学生的情绪益发高涨，益发如饥似渴地学习。

端蒙学校校友姚映通说: “ 华校最注重的是品德教育，那时的华校主要由会馆创办，兴学不易，这更加令华校子弟萌生了勤奋向上、以后要出人头地的心志。即使生活贫苦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们艰苦学习、勤恳待人的意志力。正因为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处事态度，才造就了今天新加坡的繁荣与昌盛。”

公立化蒙学校校友陈修坤为我们仔细描述了他的学校：

“记得学校的课室就在神庙的两侧，亚答叶屋顶的木板屋，最怕刮风下雨。刮大风时，屋顶被风吹得上下起伏，年幼的我们，很怕屋顶塌下来；下大雨时则雨水从屋顶滴下，我们要不断移动座位避雨。虽然麻烦，却觉得有趣。在那个时代，课室里当然没有电灯和电风扇。如果是乌云满天的天气，课室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每逢艳阳高照时，学生们个个满头大汗，老师也汗如雨下，苦不堪言。与今日设备齐全，明亮清洁的课室不能相比。”

校舍简陋，学生却如潮涌至，学校虽分上午班、下午班与夜学。将一所学校化为三所，也收不完学生。

战时没读书的学生要入学，战后适龄的儿童又纷纷追了上来，以致大家挤在一起。王永炳读的农民公学，一年级学生从8岁到18岁都有；吴锦俊是10岁上学，15岁毕业。他说自己绝非超龄生，因为读的民众学校有22岁的人还在读小二。

当时超龄生处处，是个让人啧啧称奇的时代。华校的宽容，照顾了很多被政府学校拒收的学生。

星洲幼稚园附小的校友周全生，原本在战前父亲已替他报进珍珠山小学，战后想回珍珠山小学复学，却遭校方以超龄为借口拒收。他父亲一怒之下，就让他们兄弟姐妹到民众义务小学去上课。半年后，他才转到星洲幼稚园附属小学读五年级。

• 华校有优秀师资

即便华校的校舍简陋，薪金微薄，却为四五十年代逃难到新加坡来的中国优秀师资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避难所。这个特殊形势，为当时的华校生制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绝无仅有的上等学习环境。

华侨中学当时有刘抗、陈人浩、陈宗瑞、钟泗滨等美术大师云集，就连中国著名作家老舍早年从英国大学回中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的五个月期间，也受聘到华中给学生上课。

三山学校校友刘太格说，那个时候新加坡的华人多数是从中国来的劳工，一穷二白，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孩子在家里，无法给他们适当的家庭教育。幸好就在此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大学教授逃难到新加坡。为了谋生，他们“屈就”到中小学当教师，让那个时代的华校生，深受其益，也弥补了当时家庭教育的不足。

增志学校校友黄训俭印象最深的是张长灼校长。他从张校长教的科学课程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动物与植物、温度的测试等科学知识。他感慨地说，在这所简陋乡村学校所学的科学知识，竟然让他后来在化学工程领域，派上用场。

对早期华校的优质教师，建国总理李光耀曾把他们和英校教师比较。他在给《吴庆瑞报告书》委员会的信上说：

“我对华校教育，一向抱有好感，否则不会把自己三个孩子都送去华校。我认为殖民地时代，英国人设立英校是有深谋远虑的考量。殖民地政府需要的只是书记文员、仓库管理员、教员和少数医生，都是非政治性的助手，他们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充当下级职员。可以这么说，早期受英文教育的教师是被故意解除了政治意识，英校教育是削弱了群体认同的意识以及民族自卫求存的感应能力。

相反的，华校教师则是1911年打倒满清的辛亥革命产物。新加坡早期华校教师连同课本都是上世纪20年代从中国输入。华校教师是一个被践踏的民族决心摆脱落后所掀起的救亡运动的重要分子。华校课本讲述各种故事以激起爱国心，恢复自信心，并激发民族自尊，以便能赶上西方。他们组织的各种团体活动，从合唱团到集体游戏，都为了培养孩子以群体的成就为自豪的精神。因为殖民地政府很少照顾他们的福利，华校教师指导学生为了集体的生存，大家必须互相帮助，并且有共同效忠的对象。”

 

 

黄埔中学校友接受访问时，多位谈到了学校在群育方面对他们的培养，可说间接回应李先生华校教师“培养孩子以群体的成就为自豪的精神”的感言。

吴学光说：“黄埔的校风严谨，测验考试，从来没有人敢作弊。我自己当然从不作弊，也没有同学作弊的记忆，一个没有学生作弊的学校是很难想象的。那时候我们的老师都很严格，考试的时候是死盯不放的。严谨的校风也让黄埔学生很纯真、很团结。同学相处，没有排挤，没有弄虚作假，没有勾心斗角。我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演讲比赛，竟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群人的事情，有很多同学帮忙我准备资料，当我的陪讲。”

 

• 1956年政府才开始设立华校

殖民地时代，政府只开办英校和马来学校，对华人子弟的教育，一向任它自生自灭。直到1955年5月福利巴士公司工潮，政府强行关闭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和中正中学分校三校。首席部长马绍尔召开“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研究华文教育，才兴起开办华校，同时收容被停课学生的念头。

由新加坡政府开办的第一所华校是1956年1月开学的“新加坡政府华文中学”，即后来订名为“立化政府华文中学”的立化中学。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和华义政府中学同年陆续开办。

1959年，新加坡只有四所政府华文小学，学生2508人；四所政府华文中学，学生4056人。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到1965年，政府华文学校已有60所，其中28所中学，32所小学。政府华校生人数大增，1965年人数已达3万5000人，在六年内增加了540%。备受校友追惜的黄埔政府中学，于1961年创办，正是新加坡自治政府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大兴华校的其中一所。

建国总理李光耀于1959年5月19日的演讲，力劝受英文教育的人士，学习华语及马来语。他提醒受英文教育人士，要面对现实，不要再以英文为独尊的态度，压制受其它语文教育的人士。他强调，新加坡将是一个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国家，各种族人民享有共同权力，平等待遇；四大源流学校、教师和学生都能获得平等对待。在殖民地时代，英文教育受到的特殊待遇，将被废除。

 

华校面对巨变

然而这个四种语文源流平等对的“共同权力”，到了1965年8月9日当新加坡被迫独立之时，就发生了让人民无法察觉，却让政府忧心忡忡，必须面对的“巨变”。

这个“巨变”导致华校没落。就如黄埔中学校友吴学光说：“在那个大环境、大潮流，有一股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势力，没有办法阻挡。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学校关门，这让我和很多同学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麻木。”

原因到现在还有很多华校生不能理解。

• 经济转型须以英文为重

新加坡“老常任秘书”严崇涛在他的著作《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里提到60年代新加坡200万人口有10%人失业，每年还有2万5000人到3万人从学校毕业，进入劳动市场。

他说，新加坡首任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每天下午一时或六时放学时刻，驾车经过学校，看到成群结队放学的学生都感到忧心。因为“我们要怎样给这些孩子在毕业时找工作呢？”

因此，怎样解决失业问题，怎样“活下去”，是新加坡独立后最尖锐的课题。

1972年4月，李光耀为新加坡马来教师公会25周年纪念特刊献辞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对各项政策加以检讨和修正。决定了要迅速工业化，鼓励先进的工业国家，把它们的工厂、技艺、管理的专长和开拓市场的知识输出到新加坡来，而不是把制成品输到新加坡再作转口输出。这基本转变就引起多项演变，其中一顶就是对教育方面的冲击。这意味着教育要重视职业和技术的训练，加强工程和工商管理，此外更广泛应用英文。”

• 在东南亚求存

除了吃饭的经济问题，作为一个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在战后冷战高峰期的国际严峻形势底下，新加坡这个在马来人海洋的华人岛，为了求存，也必须以英文为重点，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居住在东南亚，要和邻国的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环境打交道，是不能单靠华文。华校生必须面对事实，必须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

新加坡的华校刚享受没有几年的平等待遇，当国家独立，自己人当家作主后，却必须面对华文让位，重点学习英文的际遇，这让他们非常不解。

李光耀说：“当时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是持久不息的。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国人统治时期，他们的儿女能从小学到大学，完全接受华文教育，而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儿女却必须学习英文？他们不明白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没有办法不承认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的语言。”

李光耀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认为学习语文就为了讨生活，而不是基于文化理由。到美国，要学英文；到德国得学德文；到俄罗斯学俄语，情况就是这样。他说：“因此华校在新加坡没落是可以预期的。”

 

必须降低华文水平

1974年小六会考，7万1049名考生仅4万2152名及格，及格率是59.3%。有超过40%的学生无法升读中学。这个耗损率太大了，今天的新加坡人无法想象，当年也让李光耀感到震惊。

1975年，李光耀在解决了国家比较迫切的问题后，到教育部去当了四个月的教育部长。那时候，他惊讶地发现经营了几近20年，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理想，一向全力以赴并引以自豪的“双语教育”，其实大大失败。他请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帮忙。

经过研究，吴庆瑞博士告诉他，新加坡的学生根本掌握不了双语，必须考虑让他们只学一种语文。“消化不了一碗饭的，先吃半碗。无法应付两种语文的孩子，只学一种语文。”

1979年国会辩论《吴庆瑞报告书》。《吴庆瑞报告书》提出要提高学生英文水平，必须降低华文水准，成为第二语文水平。曾经一度是教育部长的王邦文，以劳工部长身份在国会表达异议。

他说：“随着家长纷纷把子女送到英校，传统的华巫印文学校将不再存在。今后的学校将是一种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而其他语文作为第二语文的学校。虽然任何人对这种趋势都不会觉得惊奇，但对于一些曾经和华文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人士来说，传统的华文学校在我国的消失，就像一粒苦丸一样难以下肚。他们会有一种若有所失和十分遗憾的感觉，甚至会担心，华人的语文和文化是不是最终也将会随着传统华文学校的消失而消失掉。这也许是杞人忧天，但这是难以避免的人类的感情。”王邦文的话说到很多华校生的心里去了。

李光耀说《吴庆瑞报告书》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分水岭。事实上，新加坡也正是统一源流后，确定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地位，新加坡的教育才开始扬帆起航，在世界教育排名榜上挺近，并且名列前茅；全国任何孩子也因此都能接受国家级的教育；德士司机、卖冰水小贩的孩子，只要努力，都可以出人头地，名列总统奖学金榜，到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接受顶级教育，回国做人上人。他们绝不会因为英文不够灵光，没有生路。

1965年5月，李光耀未当总理的时候曾说：“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

从过去50年新加坡走过磕磕碰碰的路，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验证这句话。抚今追昔，对华校陆续从新加坡教育景观中消失，我们可以心平气静地接受这个事实。

 

国家永远的资产

绝大多数的华校是在配合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城市的发展，在1987年新加坡学校统一源流，全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作为第二语文之前消失。

九所历史悠久的优秀华校，则在政府“特别辅助”下，于1979年转型成为英文和华文都是第一水平的特选中学。这九校是：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德明政府中学、立化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圣尼各拉女校、公教中学、圣公会中学、海星中学。2000年南华中学加入，2012年南侨中学加入，特选中学共增至11所。

英文和华文都是第一水平的特选小学，自1984年陆续增加。现在有15所：公教中学附小、海星中学附小、圣尼各拉女校附小、南洋小学、爱同学校、培群学校、慈学校、菩提学校、南华小学、道南学校、宏文学校、光华学校、培青学校、圣婴小学及培华小学。

这些“被特选”，英文和华文都是第一水平的华校，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为了保留华校而接受特别辅助计划的华校。

德明政府中学前任校长林乃燕于2007年曾对记者说：“当时政府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推出特别辅助计划，否则让华校自生自灭，最后再也招不到学生。传统华校是在穷途末路，接受了政府的特别辅助，才得以生存下去，这在当时是不能不走的路。”没有被选的华校，大部分消失，小部分则转成英校，如华义中学、养正学校。

1992年8月，李光耀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占新加坡人口77%的华人，都是在华人家庭里成长，由父母灌输给他们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许多年来，一直到60年代，大部分的华族子女都进华校，接受华文教育，受华人价值观的熏陶。这些价值观强调家庭的力量，教导子女做人必须谦虚、勤劳、节俭、孝顺、效忠和守法。他们的行为对其他非华族同胞有一定的影响。”

马来同胞耶亚华就是在父亲的指示下，到华校读书，为的是去了解“华人从中国来的时候，两手空空，衣不蔽体，却有办法在几年后，拥有自己的事业，如开杂货店、买地建楼，这可能跟华人的书里面有什么秘诀有关。”

 

结语

此次“消失的华校校史展”，就是要让新加坡的年轻人更能详细了解那段历史，让他们能珍惜国家这一份永远的资产，并站在前辈的基础上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薪火相传，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筹备期间，我们进行了“抢救文物”和“抢救历史”的工作，得到各界的热烈响应。抢救文物方面，我们收集了超过500份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已消失华校的旧照片、毕业证书、奖状、成绩册、特刊、校徽。抢救历史方面，我们连同超过50名新加坡大学生和中学生，一起采访了近50位母校已经消失的社会人士，他们在受访中谈及求学时的趣闻轶事，篇篇精彩。他们回忆当时学习的甜酸苦辣，并分享华校教育怎样教导他们，以及所承传的中华文化如何造就他们。这份国家永远的资产，我们希望年轻人从认识开始，到熟悉、珍惜、世代相传。

已消失的华校，虽然不再存在，他们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昨天、今天和明天，依然在为国家贡献力量。他们为国家的建立奠定繁荣昌盛的基石，是国家永垂不朽的资产，是我们永远不能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