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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掠过狮城上空的雁
——“业余”画家查尔斯·戴斯

文图·黄兰诗

1969年6月3日《海峡时报》载文《旧新加坡的绘画现在能在大学美术馆参观》,介绍了纪念本地开埠150周年展览上展出的查尔斯·安德鲁·戴斯(Charles Andrew Dyce)的一组画作和手稿《在海峡的散记1847》。这批作品创作于1842-1847年间,首次公诸于世。策展人William Willets认为它们是反映本地开埠初期景观的幸存作品之一,为了解狮城作为现代城市的早期基本布局提供了宝贵线索。不过,展示后恰似昙花一现,这批珍品大多被束之高阁,2003年才出现在国大主题展上。2019年(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它们在国家图书馆特展《跃然纸上》亮相,其人其作品再度引起关注。

戴斯其人

戴斯1816年3月21日出生于苏格兰,1842年从印度加尔各答抵达本地后居住过5年。据当年6月和7月《新加坡自由西报》刊登的告示可知,他自6月起担任DYCE,MARTIN&CO.(很多资料写为MARTIN,DYCE&CO.)采购员。其兄Alexander Dyce(后死于从马尼拉来新加坡的海上,葬于本地)是该贸易公司创始人之一,由于Andrew和Alexandra名字很相似,人们常将兄弟俩弄混。实际上戴斯家族人才辈出,父亲William Dyce是医学博士兼讲师,叔父任东印度公司官员,戴斯在家中14个孩子中排行第11,长兄是苏格兰外科医生兼阿伯丁大学教授,还有一与父亲同名之兄是前拉斐尔派的皇家艺术学院著名画家,而堂兄弟、侄儿们非博士即工程师。据悉戴斯抵达本地后不久就在社交圈游刃有余,大概靠的就是这种家庭背景。

Singapore from Sandy point(图源:Sketches in the Straits)

通过当年的报刊等可知,戴斯在本地5年间活跃于各领域,并且贡献不菲。他积极参与推动旧桥翻新(几经改建改名,现为爱琴桥);为善牧主教座堂(The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设计尖顶;本地公共图书馆建立时,首页捐款栏下就有其名,并且此后一直缴纳会费,捐款,赠书;1844年本地举行公开会议讨论建医院时,他建议各方出资,将贫民医院和海员医院合建成一个大型医院,适用于所有族群,并捐助一百元。虽然从汤申的水彩画看到两者最终未能在同一屋檐下,但其撇开种族或社会阶级之成见的仁爱之心可见一斑。他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是圣安德鲁大教堂合唱团团员、业余风琴演奏者。他邂逅Eliza Hyde,于1845年11月成婚,就是共同参加合唱团时结下的姻缘。他是业余戏剧团的热心成员,甚至还拿起画笔为舞台绘制布景。有资料指出戴斯所绘Singapore from Sandy point之景色,就被用作上述布景。据考证此画中景色是丹戎禺(Tanjong Rhu)早期原貌。包括此画在内,戴斯一些画常被用作书上的插图,成为那个时代喜闻乐见的画作。

他还参与了赛马场的工作,化名“Templeton”担任The Sporting Club(新加坡赛马公会的前生)首任秘书(secretary)和书记(clerk)。有一些史料,包括《海峡时报》1876年5月13日称W.H.Read是赛马公会首任秘书,在隔周的5月20日该报作者又做了更正,而百克利也记载戴斯为首任秘书。《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将The Sporting Club译为“赛马运动俱乐部”,而1843年12月的《新加坡自由西报》以秘书Templeton名义发出的布告是帆船赛事。看来该俱乐部早期运动不限于赛马。

戴斯亦为1845年在新加坡创立的共济会的创始人之一,据称他在印度时已与该组织有关联。他在此神秘组织的身份是高级督导员(Senior Warden),仅次于一号尊主。这无疑为戴斯平添了神秘色彩。不过,他的手稿从未提及此组织,反而是记录下了华人私会党情况。莫非调查私会党等也是其工作?

戴斯在各领域的活跃,成就了其社会地位。《新加坡自由西报》1843年10月12日和翌年5月30日连续报道了戴斯担任大陪审团的陪审员,而该报1846年9月、10月多次刊登了总督巴特沃思签署的“政府通告”,告知绅士戴斯先生于新加坡被任命为三州府(海峡殖民地)的治安官兼该殖民地海事部司法院元帅(Marshal of the Court of Judicature of Admiralty Jurisdiction)。不过,正当社会地位如日中天时,其行踪此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突然消失。据推测他去了南非,随后到印度某家公司工作。1853年4月8日戴斯离世,年仅37岁,葬于加尔各答基督教公墓。

戴斯任赛马公会首任秘书的报道,1876年5月20日的剪报

政府的通告,1843年10月12日的剪报

他在新加坡5年的岁月有过耀眼的辉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遗忘,再度引人瞩目是于1968年。当时有人拍卖收藏的戴斯绘画和手稿,其存在及其作品之真价才为世人所知。作品被伦敦艺术经销商买下,William Willets先生获知此消息后,联系了本地一家企业以585英镑收购,并于1969年正式捐赠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有关购来的海峡殖民地手稿与绘画数量,不论是六七十年代的报刊报道还是相关著作,乃至特展,都各持其说,令人一头雾水。

戴斯其文

戴斯的《在海峡的散记1847》,字体瘦劲峻逸,清俊工整。所用稿纸大小有异,据称大多为49乘63公分大小。

手稿是戴斯为献给海峡殖民地总督巴特沃思而作。这一海峡生活笔记,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东南亚和东方的观察和认知。对于新加坡的描述,现存手稿约22页,7000多字,记录了风土民情、人文地理。宏观方面,记载有人口比例和数据、贸易额等;微观方面,聚焦于社会百态,如医疗业、学校、娱乐、报纸、种植业、华人寺庙、西方教堂、各种建筑、华社慈善家、平民生活状况等,并且直面社会的阴暗面。

他对鸦片尤为关注。鸦片在开埠初期可以公开吸食,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在描述成排的鸦片馆后,对于鸦片中毒者,他写道:“鸦片馆门前半裸肮脏烟鬼,由于太穷无法踏进烟馆门,宁可赖在门口以满足那种对美味毒药的渴望。”

“华人一旦投降了毒品,会烧尽最后一分钱,直到死去都很少能脱身。”为此,他间接批评政府以发鸦片许可证牟利,指出政府对鸦片在岛上扩散并非没有责任,因为他们从鸦片馆获益高达1万7000英镑。

戴斯手稿封面(图源:Sketches in the Straits)

戴斯还指出本地的物价与收入问题,认为与海峡其他两个定居点(或印度任何地方)相比,新加坡的生活费用非常高。他举例说本地购买四分之一头羊需11元,而在印度许多地方只需1卢比,即使在加尔各答3到4卢比也能买到。与此相对,本地底层者每月收入很低,家庭帮佣为3至10元,农业劳动力约3元,华人苦力大约9至10元,生活艰辛。这些都显示了他对平民生活的关注。

戴斯手稿(图源:Sketches in the Straits)

手稿的封面构图巧妙,其中的风景画,手稿说明是转入圣约翰岛之后的景色,十分写实,能看到城镇和岛屿的轮廓。翻开手稿,文字四周绘有花卉、飞禽、果实图案或类似几何图案,构图匠心独具,线条灵动细腻,各页相异,令人叹赏。手稿的精美图案所产生宁静与浪漫之感,与记实性的文字,尤其是有关社会阴暗面的文字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正是这凝重的文字为后人留下了社会底层的真实写照。

戴斯其画

戴斯的画作,题材以海峡各地景物为主,也有描绘印度和非洲等地的,以新加坡景物为题材的至少有16幅。

在照相机普及以前,许多欧洲画家喜欢绘制风景画在欧洲市场出版,这既能满足那些渴望了解异国情调的人,又能记录游历之地。戴斯秉承了这种艺术家的传统,以画笔忠实地记录了本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The Town and Roadstead from Government Hill(图源:国家图书馆《跃然纸上》特展)

例如,福康宁山俯瞰市街图,左下方为福康宁山一角,沿着山脚展开的是市街建筑群,错落有序地分布在新加坡河两岸。紧贴山脚露出大屋顶的是公共建筑,其中的集会室(the Assembly Rooms)后来改为剧院厅,远景是帆船来往的港湾。图中人物、建筑等描绘十分细腻准确,酷似照片效果,完美地呈现了当时的市街风景。不仅如此,他还在手稿里对此图中集会室的来龙去脉和室内的设计、规划用途等作了说明。前文提到他所画的布景就是用在此处舞台。

再如教堂、法院大楼远眺图,描绘了两建筑与大操场的景象。在手稿中,戴斯则描述了当时教堂的一些人和事、法院的运作方法与发生的故事。这个大操场便是新加坡建国后多次举行国庆庆典的主要场地。

Cairnhill(图源:Sketches in the Straits)

又如彩图所绘Cairnhill,是不可多得的新加坡早期肉豆蔻种植园全景,山上是1840年在东陵区耸立起的第一座建筑。房主兼园主Charles Carnie(MARTIN,DYCE&CO.合伙人之一)种植了近五千株肉豆蔻。园区连接到现乌节路一带。“乌节”音译自英语“Orchard”一词,意为果园,此图形象地说明该路名称的由来。

有关作画与写作的动机,戴斯在手稿首页作了说明:新加坡刚刚开埠,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由一贫瘠之岛成长为可与世界各地通商之地。虽然英国很多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其存在,但仍有人不了解其真实的地理位置、面积、面貌等。“为了消除此种盲区”,画下了写实风景画,既能唤起那些已经从这里归国者的回忆,又能“向公众公开这一作为海峡和英国最杰出殖民地之一的忠实代表”。

戴斯的风景画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珍贵的历史载体。它们如实地描绘了本地正在进行殖民的景象,反映了这一新兴城镇正根据殖民者的品味和技术进行布局。

尽管在手稿中暴露了英国这块新殖民地的社会阴暗面,但戴斯对于新加坡作为英国前哨基地还是深感自豪的,甚至把它作为“非常安全的地方”推荐为移居国外的佳地。并且,他还对新加坡的未来充满远见卓识,认为定会超越1786年开埠的槟城。他在本地时,正处于中国上海、宁波等地开港之际,很多人认为新加坡会受打击,戴斯则举例强调新加坡有竞争的能力与优势。跟他预见的一样,新加坡迅速崛起,并且成为东南亚航运中心。

戴斯名不见经传,有关生平的资料极少,笔者苦寻其肖像至今未果。对于这一恰似其参加的共济会一样神秘的人物,20世纪70年代报刊称之为既时尚又豪迈的社交分子。不过,尽管可能是业余的,笔者在此则更愿意称之为画家。戴斯在狮城仅仅5年,时间之短暂恰似掠过狮城上空的雁,却以画作与文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雁过留声,虽经百年之久,其声仍在狮城上空悠然回荡。

参考文献:

1.Irene Lim (2003), Sketches in The Straits.

2.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6 June & 7 July 1842, 12 October & 28 December 1843, 30 May 1844, 24 September 1846, 1 & 8 October 1846.

3.The Straits Times: 26 November 1845, 3 June 1969, 15 & 20 May 1876.

4.New Nation: 3 & 10 March 1972, 26 December 1974.

5.Singapore Daily Times, 29 April 1879.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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