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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舞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绚丽景观里一片姹紫嫣红的园地。新加坡舞蹈界前辈、15岁获得金奈的印度艺术学校“舞蹈瑰宝”奖的巫玛拉詹医生说：“新加坡统计局定义下的印族，他们的先辈其实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或斯里兰卡的族裔群体。虽然祖先来自不同地方，说的可能是淡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泰卢固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等不同语言，宗教信仰也不同。但是，他们都非常珍惜自己的音乐、舞蹈，重视自身的文化之根。也许这就是新加坡印度音乐与舞蹈，一直传承和发展得不错，并且得到海外艺术界认可的原因吧。”
民族音乐学与舞蹈人类学的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显示，许多国家的少数民族、或在他国落地生根的离散社群，在个体、群体、族群的层面上，往往有一种“自我危机”的意识。因此，文化认同超过了地缘的认同，而以有历史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要符号（significant marker），传承与创新，甚至与其他文化融合，发挥传统的生命力（vitality of tradition），为族群的艺术与身份认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Stephanie Sybert的研究发现巴西的日本族群，尽管当代巴西社会环境的客观条件局限，族群以自创的日本太鼓和巴西桑巴混合成一种以音乐凝聚族群的活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结构不断调整，中华大会堂、总教董、中华工商联合会，以及各地缘的会馆，跨越过方言社群的隔阂举办大马文化节、全国性华乐比赛、全国华人舞蹈节，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活动强化了作为少数人族群的身份认同。[1]
以获得首届“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奖”的飞天仙女艺术团为例，这个团队数十年来通过立档、研究、教学、宣传、传承与创作，让文化遗产以旺盛的生命力，在族群与社区里持续活跃，弘扬文化传统，捍卫身份认同与强化族群情感认同，给同行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经验。
飞天仙女艺术团艺术总监阿拉宾（左）从唐振辉部长接过奖座
1959年妮拉在印度马德拉斯（今金奈）表演，崭露头角
新加坡印度音乐舞蹈的历史长河
19世纪末开始，来自印度的专业舞蹈与音乐员以寺庙为表演平台，陆续来新加坡演出婆罗多舞（bharatanatyam）、卡塔卡利舞（kathakali）和南印度古典音乐（carnatic music），使族群的娱乐有了更高的层次的提升。1937年后，福康宁山对面的印度庙（Sri 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从印度请来专业音乐员Ramalingam定期演唱，并在电台播出他演奏的南印度古典音乐。他在1958年成立了SirRam乐团。乐队很快在马来亚、文莱巡演，誉满邻邦。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许多乐手，为印度舞发展推波助澜。
二战后，物质生活虽然困窘，但整个世界形势风起云涌，反殖民主义的火花点燃文化建设的热情。新加坡印度艺术协会在S.N.Durai、K. P. A. Menon、V. E. A. Shankar博士等12位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于1949年宣告成立。其目的是填补殖民地教育系统之不足，协助在新加坡出生的新一代印度人与自身的文化传统根源息息相连。三年后，来自印度年仅27岁的出色舞蹈员巴斯卡，在赴澳途中因为机缘巧合，决定留在新加坡，与新婚夫人珊溚（Santha）成立巴斯卡艺术学院，为刚起步的印度舞普及活动，提供了奋斗进取的热能。
1959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上任执政初期，文化部主办组织了两百场“人民联欢之夜”环岛巡回演出。该节目包括华族、马来族、印族和芭蕾舞，目的是促进各族之间相互了解，宣扬民族团结。1965年独立前，许多舞蹈团体消失后[2]，鼓励在作品中融合多民族舞蹈于一炉、或在一个晚会中演出多种民族舞蹈的工作，由人民协会文工团和成立于1972年的国家舞蹈团以及从1967年起教育部开始主办的青年节承担起来。
外来人才丰富了新加坡印度舞蹈的持续发展，如随风潜入夜的春雨，润物无声。1977年，来自斯里兰卡的萨第林赓（Sathyalingam）与妮拉（Neila）夫妇创立了飞天仙女艺术团。4年后，来自印度的沙双米（Swami Saraswathi）建团的艺术神殿（Temple of Fine Arts），是接下来几十年维护印度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随着移民艺术家到来产生的新能量，创作了多民族合演的作品，开掘了多元文化的资源。
飞天仙女艺术团一鸣惊人
1978年7月开展新加坡舞蹈史研究田野调查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按图索骥，到锡兰人创立的卡玛拉俱乐部（Kamala Club）拜访飞天仙女艺术团。刚踏入排练场，两位舞团创办人，萨第林赓和妮拉夫妇立刻走过来，热情地邀我席地而坐。妮拉说:“人已经到齐了，马上就可以排练了。”妮拉坐在中央，乐队有双面鼓鼓手、木制成的长双簧管、小钹、长笛、小提琴和拨弦乐器维纳琴演奏员成排坐一旁。妮拉念着节奏，舞蹈员陆续登场。婆罗多舞蹈把表情和动作分成三类：面部、肢体和全身。舞蹈则分成印度古典舞表演的两大元素：纯动作（Nritta）和随着音乐或歌唱、随着字义表达情感的舞蹈（Nritya）。舞蹈员能力更高的便可进一步掌握表演Abhinaya，演绎舞剧里的人物。只见她目不转睛地看学生表演的每一个细节，有时点头露出微笑，有时皱皱眉头，与萨塔拉林赓对看了一眼。婆罗多舞蹈的快动作节奏很快，不容表演者有毫厘的差错。音乐的节拍、节奏、旋律、和声、调式等要素以及乐器的配置和舞蹈的律动、风格、韵味、舞姿和造型关系密切。妮拉不愧是出身于印度名校卡拉克是塔（Kalakshetra）文化学院的舞蹈表演与师资训练的优秀毕业生。排练一丝不苟，总结时有鼓励也有批评。
新加坡印度舞蹈界，有印度艺术协会和巴斯卡艺术学院珠玉在前，一个新的舞蹈团，一定要匠心独运，付出更多的努力才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妮拉夫妇是志向高远的过江猛龙，他们朝耕暮耘，踏踏实实工作。国家剧场信托局在文化部支持下于1982年举办的第一届新加坡舞蹈节，飞天仙女艺术团以《点石成舞仙》一鸣惊人。妮拉的这个小品，保留婆罗多古典舞基本动作的前提下，对动作的方向、力度和幅度上调整，打破了古典舞动作的可预期性，让观众感受到舞蹈语言变化多端的新奇。最后以一长长的花串把舞仙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清丽秀雅的画面。
舞蹈节多元民族舞蹈的精彩演出，让妮拉深深感受到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精彩。不久后，她参与了受新加坡广播公司委约的特别项目：华、巫、印三大民族共舞的《胡姬花》，让她深深意识到与华、巫同行一起创作多民族舞蹈的急迫性。1984年艺术节，她统筹的节目《瓦利的婚礼》邀请了国家剧场舞蹈学会的骨干份子、凤凰舞蹈团、希梨瓦纳马来舞蹈团参与。这个节目的成功，让她推动多元文化主义舞蹈更具信心。1988年起她和马来舞蹈家宋赛儿和严众莲合作，创作了很多在海内外演出的多元民族共舞节目，妮拉1990年在香港参加亚洲艺术节这样的回答记者：“这类作品，迫使我们思考革新的方法，在摸索中发展新加坡风格的多民族舞蹈，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带来一种自豪感。”
跨族群、跨语言、跨门类的《席瓦嘎米》
2007年，69岁的妮拉念念不忘如何维护多元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召集了65位华、巫、印舞蹈员和数位来自海外的名家，联合我国创立于1988年的拉宾都朗淡米尔语剧团（Ravindran Drama Group）一起创作这部改编自作家、诗人柯卡基（Kalki Krishnamurthy）历史小说的《思发嘉米》（Sivagami）。
这部演出时长3小时的大型舞剧，分四幕21场，围绕着权力斗争、善恶博弈、智愚对比，纷纷出场。英文和淡米尔文的字幕，有部分英语念白，让观众能跟上剧情的起伏转折。《思发嘉米》的另一亮点是由前辈克里斯纳（L Krishnan）和青年作曲者阿拉宾（Aravinth Kumaraswamy）写的乐曲。她邀约不同民族的青年演奏员参与演出，为舞剧带来不一样的旋律与音乐色彩。这也是飞天仙女艺术团转型成为专业舞蹈团后旗开得胜的成功大制作。
师生情深启动新人接棒新旅程
说到转型，不能不归功于四位跟随妮拉多年的高足：罗嘎（Loga）、披丽雅（Priya）、梭密（Somi）和习玛（Seema）。她们请妮拉按照可持续发展系统方案研究的逻辑架构，遴选接班人。妮拉选择了和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外人”，才华横溢的阿拉宾。
说是“外人”，其实又同是故乡人。阿拉宾也来自斯里兰卡。1983年，斯里兰卡爆发了内战。他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完成了资讯科技的学位。他能编程与制作音乐，因此圈内人都说他左手用电脑，右手弹维纳琴，同时用身体示范舞蹈。2005年，妮拉力邀阿拉宾加盟飞天仙女艺术团，担任艺术总监，同时担任行政总监。
两位创办人萨第林赓和妮拉先后在2011年和2017年离世，但他们在课室里神采奕奕、坦诚热情的声影，永远陪伴着艺术团的新一代。阿拉宾和他带领的团队都很清楚，身处这个一切都在加速的时代与社会，潜心传承与传播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挑战。阿拉宾说：“去年获得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奖之后，我们更觉得任重道远。舞团的计划是定期组织舞蹈讲座、表演艺术的演示、包括古典和民间舞蹈及音乐、出版我国印族艺术先驱对新加坡贡献的书籍。我们还希望和其他获奖者南华潮剧社和美丽遗产马来舞蹈团合作，在合作中了解彼此的特色与内涵。舞团也相信，我们应该在创新、传播中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不断以高质量作品和观众见面，是最实际而有效的做法。”
文物局颁奖礼上飞天仙女艺术团与美丽遗产马来舞蹈团舞蹈员合影
在创新、传播中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阿拉宾此言不虚。今年四月，飞天仙女艺术团公演的《难民》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部以婆罗多舞蹈形式编排的90分钟舞剧，选择了难民这个世界性问题为题材。六个技艺纯熟的舞蹈员，淋漓尽致演绎了难民颠沛流离、不断转徒、无家可归的苦难。舞剧贯穿了艺术总监阿拉宾和三位编舞者莫汉（Mohanapriyan Thavarajah）、任吉
（Renjith Babu）和维娜（Vijna Vasudevan）为难民而呐喊的关怀精神，令人动容。
舞剧《难民》贯穿了莫汉等三位编导、阿拉宾和三位编舞者为难民而呐喊的关怀精神
莫汉著作的《从一个舞者的视角看吴哥窟》是飞天仙女舞蹈团出版计划的第一步
这个舞剧的灵感来自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出版的一本诗集：《青年人的心声》。作者是为12位来自世界不同角落儿童难民撰写，写难民遇到天灾人祸的苦况，对全球时事的社会批判。因此舞剧的重头戏在描述难民逃离家园、流离失所的这一场舞蹈。舞剧的第二段双人舞，节奏哀怨缓慢。灯光设计师Gyandev Singh在天幕打了一个朦胧的大月亮。一对恋人回想以前的美好时光，仰天问明月，何以如今身在异乡，有家回不得？接着，编舞者先后用一片棕色轻纱布和木棍，编排了一段象征在落户的土地上建立家园的舞蹈。节奏快而有力，充满对未来的期待。把舞剧推上高潮。
《难民》的创意与议题，让观众耳目一新。舞蹈员技艺纯熟，让观众欣赏印度到古典舞的身姿与造型之美；头部、颈项、眼球运动的独特之妙；以及与中国戏曲指法有异曲同工的手指语汇，审美价值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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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理念引导
1991年吴作栋前总理在一次关于新加坡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演讲说过：新加坡是我的家，我在这里有一席之地，我属于这片土地。各种族群体必须保护他们的文化，以免“过度西化”和“去文化化”（deculturalised）。阿拉宾说：“我们有许多倡议：包括现在已进入第10个年头的印度表演艺术大会，内容包含艺术理论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论述，新加坡艺术从业者的专访及每月出版的月报，为学生提供了定期表演的平台。这些项目，一点连成线，互有关联。”飞天仙女艺术团的外联部主任维蒂娅补充道：“我们学生和校友成功连成一条终身学习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链，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和孙辈，参加我们的课程。杰出校友被聘为飞天艺术团的指导员，有时几代人还同台演出。其中有些移民海外的校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印度舞学校。我们也参加国际艺术节、国际研讨会，不断在学习中求进步。”
这个以旺盛的生命力，在族群与社区里持续活跃，通过立档、研究、教学、宣传、传承与创作，弘扬文化传统，捍卫身份认同与强化族群情感认同的团队，以出色的创意作品，赢得了认可。
阿拉宾艺术总监赠送纪念品给前来讲学的印度舞蹈家帕玛（Padma）博士
注释：
[1]王静怡，《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变迁》，页67-71，《中国传统音乐的诠释论文集》福建师范大学，2004.
[2]参阅Chua Soo Pong “Creative Process of Chinese Theatre Dance in Singapore, 1946-1976”, 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Vol 39, Part 1&2, 1984, pp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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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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