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梦

文图·尤今

一直以来,母亲最大的梦想,便是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一所能够挡风遮雨、结实稳固的屋子;一所能够随心所欲地布置、住得安心自在的屋子。

担任“霹雳州树胶公会”会长的外祖父,是怡保的殷商,住在一栋面积极大的双层屋子里。少女时代的母亲,独自拥有一间设备齐全的房间,佣人听凭使唤,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结婚之后,父亲在创业屡屡遭逢“滑铁庐之役”,我们一家六口,苦苦地挣扎于贫穷线上。曾经,我们住在小河畔的茅屋里,一下雨,屋顶便漏水,大珠小珠落玉盘,而邋里邋遢的河水也助纣为虐地泛滥一地,臭气熏天。曾经,我们住在简陋不堪的板屋內,风来时,薄薄的木板格格作响、小小的屋子簌簌发抖,整间木屋彷佛随时会被狂风连根拔起。

1958年,当困窘的生活沉沉地坠到了谷底时,一无所有的父亲,毅然带了一家大小,离开他出生他成长、他成家而他未能立业的故乡怡保,乘搭火车南下新加坡,加入大伯新近创设的建筑公司里,努力寻觅生活的春天。

五十年代末期的新加坡,像个满嘴烂牙的人,木屋麇集,贫民窟散置各处。

我们在火城(加冷区)住了下来。这个地方,矗立着一个高耸入云的巨型煤气缸,而这个独树一帜的煤气缸,就成了遐迩闻名的地方标志了(这煤气缸在90年代中期被拆除)。

那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灰头土脸地染着岁月的沧桑。我们就在顶楼租了一个房间。

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了。

八个大小房间,亲密无间地挨在一起,而厨房、浴室和厕所呢,都是公用的。白天,八户人家,为求空气流通,在白天都敞开门户。大家只要撩起那薄薄的门帘,便可以你说我应地聊个没完没了。噪音像大河小河,日夜不停,汩汩汩汩地流淌于屋子里。

让母亲最苦恼的,是每天傍晚大家都得挤在厨房里,抢着用煤气炉炊煮饭菜;有时,煤气炉都被人占用了,迟来的人只好端着菜和肉,无奈地站在一边等,而为了抢用煤气炉啊,住户们也时起勃豀,吵架时喷出的唾液,纷纷扬扬,如雨坠落。

母亲不爱和别人抢,她买了一只小小的炭炉,在自家房间门口生火炊煮。

每一餐,单单为了生火,便大费周章了。炭块点燃了之后,慢热。母亲坐在一张矮凳子上,耐心十足地用蒲葵扇一下一下地扇着风;炭块好像是一个吸食鸦片的人,好整以暇地吸着、吸着,过了漫漫长长一个世纪,才精神奕奕地转化为一块块特大的红宝石。捉襟见肘,我们最常吃的,便是鸡蛋饭了——母亲在米饭将熟未熟之际,把鸡蛋沫掺和进去,那一钵裹上蛋沫的金黄色米饭,便是我们一家大小的膳食了。让几个孩子垂涎三尺的,是结在瓦钵上底下那层薄薄脆脆的饭焦,“咔嚓咔嚓”地咬着时的,香味像烟花一样细细碎碎地飞满了整个口腔。每次炊煮完毕,母亲总被微尘般飞舞的炭灰弄得蓬首垢面。我们住在巨型煤气缸旁边,母亲却无法用煤气炉来炊食,这是多大的讽刺啊!

母亲迫切地渴望能够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能够安安稳稳地站在煤气炉前为亲爱的丈夫和孩子炊煮一日三餐,然而,在当时那种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要拥有自己的一间厨房,无异于痴人说梦啊!

在这儿住了两年后,善心的大伯见我们的日子苦不堪言,便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们一家子搬去金殿路的公寓居住。他利用这间公寓宽敞的大厅充当建筑公司的办事处,后面的两个大房间、浴室、厨房,便专属我们了。

不能忘记最初搬进去时的那种欢欣雀跃。

每天早上,再也不必累累赘赘地捧着牙刷牙膏水杯面巾肥皂,像热锅上的蚂蚁般排队伫候漱洗了。

母亲的快乐,毋庸赘言。一来,她不必成天把自己关在局促不堪的小房间里;二来,她拥有了自己的厨房。当她站在煤气炉前自自在在地煮饭炒菜时,笑意如同沾在衣服上的番茄酱,甜而亮,无论如何也拭擦不去。

然而,这样的快乐,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母亲却又为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而心生烦恼了。

白天,由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是办公时间,家里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偏偏四个孩子,都处于爱蹦爱跳、爱吵爱闹的稚龄时期,这些原本都是童真的自然表现,但是,受到特定环境的限制,母亲不得不硬生生地阻止我们追逐嬉耍、不得不凶巴巴地禁止我们制造噪音,那种情况呵,就好似要她成天拿着一条无形的绳索来捆绑我们的双手、拿着一块无形的棉布来堵塞我们的嘴巴,精神上的疲累,无以复加。我们呢,就像是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大麻包袋里,有行将窒息的感觉。

这时,母亲再度强烈地生出了拥有自己一所房子的愿望。她认为,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空间,才算是圆满了一个家,也才算是拥有了完整的人生。

母亲的愿望,父亲当然知道。但是,买一间屋子,需要一笔巨款,对于当时的父亲来说,犹如攀上云梯去摘月亮呀!公寓附近,栉比鳞次全是陈旧破落的木屋。父亲认为,和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相比,我们所住的公寓,犹如天堂般舒适,那么,忍受生活里一些小小的不便,又有什么关系呢?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再吱声了,但是,她狭长的眸子里,却依然不甘罢休地燃烧着一簇希望之火。性子坚毅的母亲,时常以乐观的期盼来化解于眼前生活的不如意。

60年代中期,一道很强的曙光突然照进了我们的生活。

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早上,坐在桌边读报的母亲,一张脸突然变成了一朵大大的向日葵,阳光,把她笑意晃动的五官照得亮晶晶的。

根据新闻报道,为了解决屋荒问题,新加坡政府已成立了建屋发展局,为中低收入者建造廉价组屋,并积极推动“居者有其屋”计划。有意购屋的公民,只要垫付首期一笔款项,余者可分多年逐月摊还。这样的购屋条件,完全符合父亲的经济能力。母亲觉得她多年的美梦,再也不是触摸不着的“水中月、镜中花”了。那一天,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母亲和父亲热切而又兴奋的谈话声,一直、一直持续着;我呢,就在父母时而真切、时而模糊的谈话声里,沉沉地睡去了。

父母申请了一间坐落于阿历山大区的三房式组屋。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如愿以偿。去看屋子那一天,欢喜化成了泅衍于母亲眉眼间一团团丰满的笑纹。生活那杯苦涩的咖啡,在这一刻,终于转化为甜甜的牛奶了。

我们几兄弟姐妹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从这一间房转到另一间房去,喧嚣着、跳跃着,母亲手中握着一串钥匙,跟着我们转来转去,钥匙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幸福感在她脸上显山露水。

不久之后,我们搬进了这间坐落于阿历山大区的三房式组屋里,那是父母亲第一次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当上了屋主,那是一种鸟儿翱翔于蓝空的感觉、那是一种鱼儿遨游于大海的感觉,一种很不同凡响的感觉。

杂货店、药材店、咖啡店就在楼下,菜市、熟食中心和学校,就在附近,母亲觉得她就像是一列安稳地在轨道上奔驰的火车,惬意地驰向了人生一个美丽的目的地。

搬了家,一切安顿好之后,父母亲便带着四个孩子到相馆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借以纪念他们受惠于“居者有其屋”的政策而拥有了一所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随着父亲经济情况的不断改善,我们也不断地转换住处。在阿历山大区的三房式组屋里住了几年,我们搬到了荷兰路的四房式组屋里,继而再迁入花拉路的宽敞公寓内。

这时,除了煤气炉之外,家里也购置了电炉、烤箱、微波炉,应有尽有。当母亲在厨房里炊煮饭菜、烘培蛋糕、烹制点心时,我在她身上闻到了一种属于蝴蝶的气息,那是一种极端快乐的气息。

我们原本是六株自外地移植到新加坡的大树小树,新加坡肥沃的土地给了树们丰富的养分,使树的根由细而粗,继而伸向深层的泥土,稳扎在那儿,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对于这个让母亲美梦落实的地方,我们感恩、我们惜福。

我们全家从怡保移居到新加坡那一天,外祖母到火车站送行,满脸忧伤和不舍。旁立着为母亲和襁褓期间的幺弟。

受惠于“居者有其屋”政策,搬进属于自己的第一间组屋后,拍一张全家福以资纪念。左一为尤今。